今天我们谈谈词的写法，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：词原本是附属于音乐的，所以别名叫倚声，写法叫填词，因为是给现成的旋律配新的歌词，所以填词对音律的要求比近体诗还要苛刻。
（1）倚声与填词
昨天留下的问题是：这么多人都来写词，谁来谱曲呢？刚刚写完的词难道歌女拿过来立刻就能唱吗？为什么我们知道很多著名的词人，却不知道任何一名作曲家呢？再有，诗都有题目，而我们到现在讲过的词为什么都没有题目呢？
今天的流行歌曲有两种写法，要么是先有词再谱曲，要么是先有曲再写词。前一种写法会容易很多，比如给你一篇歌词，你只要多读几遍，体会文字本身自然的声调、语气和句式，如果手边有趁手的乐器，就可以试着弹几个和弦出来，很快就能哼出旋律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旋律，还可以换几个和弦，换一种感觉来哼唱。如果用第二种写法，你就需要先有一点灵感，只要能想到一句好听的旋律，就可以根据音乐的天然结构，把这一点点动机不断拓展，最后形成一首完整的曲子。这也不算很难，但有了旋律之后，要配歌词就很难了。
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旋律：1-2-3-1，貌似只要给每个音符配一个字就可以了，那就配“两只老虎”吧。你用这个调子唱一下“两只老虎”，再试试唱一下“两组熊猫”，你就能发现问题了。“两只老虎”不但唱起来朗朗上口，听的人也会一听就懂，而“两组熊猫”唱起来就有点拗口了，而且听的人还很容易把“熊猫”听成“胸毛”。如果再换一下，唱“两只鹦鹉”，你会觉得比“两只老虎”还要上口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，因为在旋律的四个音符里，音高的走向是升-升-降，如果歌词四个字的音调也是这个走向的话，唱起来就顺，听起来也清楚明白，但如果歌词四个字的音调不是这个走向，甚至是相反的走向，唱起来就拗口，听起来也难懂。“两只老虎”是升-降-降，“两组熊猫”是“降-升-降”，“两只鹦鹉”是“升-升-降”，这样一比较，和音符的音高走向完全一致的是“两只鹦鹉”，基本一致的是“两只老虎”，完全拧着的是“两组熊猫”。如果我们只看文字，会觉得这三份歌词水平相当，但是当唱出来的时候，水平的高低立刻就能显现出来了。
你还可以唱一下我们的国歌，里边连着有三个“起来”，你试着把“起来”换成“下去”再唱一次，就会觉得特别拗口。拗口的原因，除了音调的升降关系不匹配之外，“来”是开口音，口型是张开的，能配合向上走的旋律，而“去”是闭口音，口型是闭合的，如果旋律向上走，发这个音就很别扭。
唐宋年间的古人写词，就是给现成的旋律来配歌词。所以他们评价谁的词好，谁的词坏，并不像我们今天的诗词赏析讲的那样全是从文字本身来评价的，他们会说“两只鹦鹉”比“两组熊猫”水平高，“起来”比“下去”水平高。你如果不知道这背后的道理，看古人论词就很容易困惑。
古代那些曲子主要是皇家文工团里的职业音乐家写的，但音乐家的地位太低，留不下名字。所以提到中国的古典作曲家，我们叫不出海顿、贝多芬、莫扎特这样的名号。曲子都会有题目，比如《浣溪沙》、《菩萨蛮》、《女冠子》，后来就变成了词牌。文人如果给《女冠子》的旋律写词，并不会另外取题目，只要标注词牌就足够了，歌女看到词牌就知道该用什么旋律来唱。前边讲过，早期的词，题材特别窄，像《花间集》这样的词集，如果真要给每首词取个题目，至少一半都可以叫《闺情》。要等到后来词的题材拓展了，才有了在词牌之下另外取题目，甚至写一段序言的需要。
写词既然是给固定的旋律配歌词，所以“写词”的标准说法是“填词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把词填进旋律给出的位置。所以词还有一个别名，叫做倚声。“倚”，“倚靠”的“倚”，在古文里有特殊的用法，比如讲一个人“倚瑟而歌”，并不是说他唱歌时候身体靠在瑟上，而是说他根据瑟的伴奏来唱歌。
所以从技法上说，填词比写诗要难很多。写近体诗，只要掌握平仄关系就差不多了，但填词又要照顾音调的升降，又要考虑开口音、闭口音之类的细节，很折磨人。李清照是填词的名家，她写过一篇《词论》，里边就提到这个问题，说写诗只分平仄，但填词要分五音、五声、六律，还要分清浊轻重。简单讲，填词是一件精雕细琢的工作，要把唱的人和听的人都考虑到。
（2）内容是如何屈就形式的
到底要精细到怎样的程度呢？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。南宋有一位填词名家张炎，他回忆父亲一段的填词经历，说父亲写下“琐窗深”三个字，发现不合音律，改成“琐窗幽”，音律还是不好，最后改定为“琐窗明”。他本来要写的是幽暗的窗户，结果为了照顾音律，改成明亮的窗户，意思完全反转过来了。你现在已经了解近体诗基本的音律规则了，应该看得出“深”、“幽”、“明”这三个字都是平声字，在近体诗的音律里完全可以通用，但填词竟然不可以。
今天我们脱离了音乐来看词，当然觉得文采最重要，雕琢音律毫无意义，为了音律而委屈内容就更显得荒唐，但是在唐宋时代，音律雕琢得越仔细，唱的人和听的人就越喜欢，这样的词就更容易流行。我们看北宋的词坛，柳永和秦观的词最流行，这两位都是很懂音乐的人。反过来看，哪怕文采再好，但只要音律不讲究，歌女就不可能爱唱，而歌女爱不爱唱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首词能不能流行。
这当然不是说内容不重要。但在内容层面上，歌女的口味其实也很有影响力。道理不难理解，歌女爱唱的内容当然是最贴近她们生活的内容，而文人写这些内容，当然也就最容易讨好歌女，更容易和美丽的歌女们发生或者肉体上，或者精神上，或者仅仅存在于想象当中的恋爱。至于歌女会喜欢的内容，当然是些谈情说爱的，打情骂俏的，夸她们漂亮的话。所以说，词，尤其是《花间集》里边的词，可以说是文人和歌女共同完成的作品。
我在第二十九周讲《楚辞》，提到《湘君》里边的一句“美要眇（yǎomiǎo）兮宜修”，当时说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谈到词和诗的区别，讲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“词之为体，要眇宜修”，这话就是从《湘君》里边借用来的。要眇宜修，就是娴静的、精致的美。王国维的意思是说，词应该写得比诗精致。
王国维当时已经脱离音乐来讲词了，但即便仅仅把词当作文字作品来看，他也认为这种体裁最适合“要眇宜修”的写法，所以“大江东去”那种词不能是主流。而当我们把词放回到音乐背景里看，放回到《花间集》乃至宋词的社会背景里看，“要眇宜修”就更应该是词的基本调性了。那些正经的、庄严的、宏大的内容，那些豪迈的表现手法，完全可以在诗的阵营里自由发挥。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。
文/熊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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